骗取贷款罪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认定

骗取贷款罪系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在2006年6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在关于立法草案的说明中曾经指出:“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人民银行等金融部门提出，近来一些单位和个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危害金融安全，但要认定骗贷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很困难。建议规定，只要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情节严重的，就应追究刑事责任。法工委经同有关部门研究，拟保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贷款诈骗罪的规定，并在刑法中增加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该罪的立法用意在于:该罪是刑事司法中对贷款诈骗罪难以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之缺陷的补救性立法。通过对该罪的立法，可以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于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缺乏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的贷款诈骗行为，转而以骗取贷款罪论处;第二，对于有证据证明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但给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从而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危害的骗贷行为，以骗取贷款罪论处。该罪名之所以置于高利转贷罪之后，立法者正是考虑到二者皆系通过贷款而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破坏的。刑法典增设该罪名，有利于严密刑事法网，使那些骗取贷款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从而严重危害金融管理秩序，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难以查实之行为，不致逃脱法网。同时，对于主观上确实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客观上使用了欺骗手段并且确实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损失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之行为，亦适用该罪名，以全面维护金融管理秩序。

罪状与立案追诉标准之解读

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明确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据此规定，骗取贷款罪实质是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在客观方面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实行行为是以欺骗手段(如虚构投资项目、虚构担保单位、虚设抵押物等)骗取贷款;二是必须具有已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严重情节”，包括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这一结果要件，或者与之相当的“其他严重情节”。从文字上本法条是将“重大损失”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的，亦即“重大损失”是作为“严重情节”的表现之一来对待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0年5月出台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下称《规定(二)》)第二十七条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以上简称“四种情形”)，应予立案追诉。在此之前，公安部经侦局已率先于2009年作出了《关于骗取贷款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立案追诉标准问题的批复》，其基本精神与上述规定也是一致的。不过应注意该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关于刑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两高”《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确立的是“无旧从新，有旧从旧兼从轻”的做法，且规定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如果无错误就不再变动。

笔者认为，认定该罪，必须将该罪立案追诉规定同该罪法条结合起来全面分析，而不能孤立地理解《规定(二)》第二十七条，否则，对该罪的认识就会发生偏差。比如，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明确规定，该罪必须具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这是构成该罪的必要条件。而孤立地分析《规定(二)》第二十七条，则似乎只要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一百万元以上，或者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不管是否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均可定罪。实际上并非如此。通过立案侦查，如果发现行为人骗取贷款一百万元以上，或者多次骗取贷款，并且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实际经济损失在20万元以上，或者虽未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但却利用贷款进行非法活动，情节严重，自应以该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经过立案查明，行为人仅仅骗贷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或者多次骗贷，却并未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实际损失，亦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那就明显属于一般的市场背信行为，并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并未触犯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当然不应以该罪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实行行为之认定

对于大额贷款来说，申请与获取贷款过程中需要组织大量资料，程序亦相对复杂，那么，是否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任何一个“不实”都构成该罪之“欺骗手段”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第一，该罪的“欺骗手段”是足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手段。如果仅仅是手段有瑕疵，但不足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就不构成该罪的“欺骗手段”。“欺骗手段”多种多样，难以完全列举，但是，从司法实践看，作为该罪的欺骗手段，最主要最基本的是虚构投资项目、虚构担保单位、虚设抵押物等三种虚假手段(简称“三假”)，不属于“三假”手段，就难以给银行资金带来实际风险，一般属于枝节问题，不应认定为该罪的“欺骗”。这是因为，只有“三假”手段最可能给贷款带来重大风险，进而危害金融管理秩序，只要投资项目真实、担保单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额，其他资料、手续纵有虚假，也不致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例如，某公司在贷款手续中有三份建设工程施工方放弃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虚假“承诺书”，但该三份承诺书不仅不是法律规定的必要贷款手续，而且违反了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关于“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强制规定，故依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应认定为无效。像这类“虚假”材料不应认定为该罪的“欺骗手段”。在该罪的认定上，必须以具备“欺骗手段”这一实行行为为前提，不具备欺骗手段的实行行为不能认定为该罪。

第二，必须根据刑法学的因果关系理论区分该罪“欺骗手段”的责任。大额贷款的办理往往需要多人甚至多个单位的参与。由于人治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非贷款人(自然人或单位)主导贷款手续的办理。如果非贷款人对欺骗手段的使用起了重要甚至主要作用，应否与贷款人一起承担责任呢?根据共同犯罪理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例如，某县办理的邢某骗取贷款案，所涉及的投资项目系当地主要官员的“形象工程”，为此专门成立了项目协调指挥部，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处理该项目的拆迁和申请贷款等事宜，该项目贷款所报送的资料均为项目协调指挥部主导、策划下办理的，开发商在贷款办理中处于从属地位。从因果关系看，当地官员在贷款手续的具体办理上起着主导与决定作用，是贷款手段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开发商则处于从属地位，是贷款手段存在问题的次要原因。作为“被害方”的银行，对贷款手段存在问题也是明知的但他们并不担心贷款收不回，因为贷款项目是真实的，抵押物是真实、足额的。因此，按照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本案开发商对贷款手段存在的问题不负主要责任。

关于犯罪情节之认定

从该罪的法条规定来看，该罪属于情节犯，即必须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能追究刑事责任。而该罪的“情节严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二是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具备该罪法条明文规定的“严重情节”，显然是不能认定为该罪的。《规定(二)》已将“重大损失”的数额规定为20万元人民币，关键在于“其他严重情节”如何认定。

笔者认为，按照解释的“同类”规则(同类解释规则)，“其他严重情节”应当与该罪法条之基本严重情节“重大损失”具有相当性和质的同一性，例如，利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就是最符合逻辑的“其他严重情节”，因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只能用于对社会有益的项目，行为人擅自利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当然也是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一种破坏，较之“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具有相当性和质的同一性。笔者认为，不宜将该罪构成要件之一的“欺骗手段”再重复评价为“其他严重情节”。因为“欺骗手段”无论如何同“重大损失”不具有相当性和质的同一性，二者仅是因果关系，如果将它们并列为基本严重情节与其他严重情节，在逻辑上不能成立。若手段行为如行贿构成犯罪的，应当对其行贿行为单独评价，可以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