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当前信用卡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为了逃避打击，伪造信用卡犯罪组织之间形成了细致的分工。从空白信用卡的印制、运输、买卖，到写入信用卡磁条信息制作成假卡，再到运输、出售，各个环节往往由不同犯罪组织的人员分别承担，各组织间互不隶属，单线联系。《刑法修正案(五)》实施前，除了在伪造和使用环节查获的案件以外，对其他环节查获的人员，如果按照共同犯罪追究，行为人之间的共同犯罪故意很难查证。实践中，公安机关查获的很多案件，行为人持有大量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但无法查明该信用卡系其本人伪造，或者已用于实施诈骗犯罪，因而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刑法中，持有、运输、携带伪造的信用卡行为均被规定为犯罪。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日益猖獗的信用卡犯罪活动，《刑法修正案(五)》借鉴外国立法的有益经验，将“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规定为犯罪，从而为严厉打击该类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需要注意：一是本项行为中的犯罪对象既包括伪造的信用卡，又包括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与真实的空白信用卡一样，都可以用作信用卡磁条信息的载体。只要把信用卡磁条信息输入，就可以正常使用。因此，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数量较大的，应追究刑事责任。二是上述两种犯罪对象的犯罪构成标准不同。持有、运输伪造的信用卡，构成犯罪并不要求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而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则必须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否则不构成犯罪。立法者如此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前者持有、运输的是已经伪造好的信用卡，具备了随时使用的条件，其对于犯罪客体的危害更加迫近；而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虽然最终目的也可能是用于伪造信用卡，但毕竟只是处于半成品阶段，社会危害性比前者小。至于“数量较大”的具体标准，有待于司法解释的明确。三是行为人对持有、运输的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伪造的空白信用卡必须以主观明知为前提，不“明知”的不能认定为犯罪。当然，对于“明知”的判断不能只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应当结合案件证据材料全面分析，综合判断。

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按照国际信用卡组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信用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提供、出租或转借给他人使用。虽然不排除个别情况下，有的持卡人违反规定将信用卡交给他人使用的情况，但一般来讲，行为人持有他人信用卡的数量不会太多，行为人与持卡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有的还得到持卡人授权。在这种情况下，持有他人信用卡行为虽属违法，但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然而，如果发现行为人持有大量他人的信用卡，又不能说清其合法来源，要求公安机关一一查明行为人所持信用卡的来历，行为人与持卡人是否有串通情节等，十分困难。实践证明，这种情形多系嫌疑人从事信用卡诈骗活动的组成部分，国际信用卡犯罪集团也正是利用跨国取证难这一点来逃避打击。

如前述，近年来信用卡犯罪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国际犯罪集团在他国(目前主要是韩国和马来西亚等)与资信状况不良者串通，帮助其领取信用卡后予以收买，然后将大量信用卡带入我境内消费或取现。当持卡人收到月度账单时，以未出境为由，向发卡行否认境外交易，将损失转嫁到外国发卡行和我国收单行。《刑法修正案(五)》将非法持有数量较大的他人信用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无疑有助于打击此类行为。

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时，需注意：一是本项行为中的犯罪对象“他人信用卡”一般是指他人合法申领的信用卡，但在特定情况下，也不排除他人伪造的信用卡。比如，行为人基于认识错误而持有了他人伪造的信用卡，且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因行为人的持有行为不符合前一项行为中所要求的特定主观要素，但基于行为人对他人信用卡属“明知”，可认定为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二是对“非法性”的判断一般应通过对持有他人信用卡的数量、消费或者取现的额度、行为人与持卡人的关系等加以综合判断。三是“数量较大”，指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的数量，而不是指信用卡内的授信额度。

三、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身份证明是信用卡申请人主体资格的最关键信息，是信用卡申领者个人资信证明的基础，也是信用卡纠纷发生时确立责任主体的依据。根据有关规定，申领信用卡，应当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依据《居民身份证法》，居民身份证上所载明的信息除姓名外，还有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驻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证号码、本人照片、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等。所有这些信息真实，才称得上真实的身份证明。《办法》第6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骗领信用卡的，根据刑法进行处理。但是，1997年刑法并未将骗领信用卡行为规定为犯罪。《刑法修正案(五)》将骗领信用卡行为规定为犯罪，堵塞了漏洞，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实践中，骗领信用卡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利用盗窃的或者伪造的身份证，或者通过招工、招生等名义收集他人身份资料或者骗取他人身份证复印件到银行申领信用卡；有的利用虚假的营业执照、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名章欺骗银行，骗领单位信用卡；有的利用长期不用或者基本无经营活动的法人执照，骗领单位信用卡，等等。

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准确区分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与申领人提供不实信息之间的区别，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主要在于是否以虚假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根据《刑法修正案(五)》，骗领仅限于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如果是以真实的身份证明，但采取虚构资信材料、提供虚假担保等欺骗手段骗领了信用卡，并用来恶意透支，可能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而不构成本罪。

2008年7月1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在征求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意见后，针对山东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关于以虚假的工作单位证明及收入证明骗领信用卡是否可以认定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请示》做出的《批复》(公经金融[2008]107号)明确规定，以虚假的工作单位证明及收入证明骗领信用卡，不能认定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二是准确界定区分本罪与“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罪的界限。根据牵连犯一般理论，两者构成牵连关系，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实施了“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后，又使用了该骗领的信用卡，那么，应认定为“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罪，前罪被后罪吸收。

三是准确认定行为人盗用他人身份证办理信用卡后恶意透支行为的性质。这在表面上似乎是“冒用他人信用卡”，不属于“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但实质上，行为人并非是经合法授权为他人代办信用卡，而是盗用他人名义骗领信用卡供自己使用。既然是为自己办信用卡供自己用，就应当向发卡行提供真实身份证明，提供他人的身份证明来为自己办信用卡，属于“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如果将这种行为解释为“冒用他人信用卡”，就意味着对其办理信用卡行为的认可，并且，应当由信用卡的名义人承担诈骗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四、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该项行为的对象有两个：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信用卡是严禁出售、购买或者提供给他人使用的，更毋谈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身份骗领的信用卡，因其本身就是可用于犯罪的工具，应当收缴。任何人出售用以谋利，或者购买以为己用，或者提供给他人都是非法的，只会使伪造的信用卡或者骗领的信用卡在社会上更广泛地流传，对社会造成更大危害。

需指出的是，在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案件时，对行为人具有《刑法修正案(五)》第一条所列第(一)、第(四)项行为的，办案人员应当尽量查明行为人所持有的伪造信用卡或者伪造的空白信用卡的来源。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就是信用卡伪造集团的成员又实施上述行为的，应当以伪造金融票证罪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在确实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伪造的情况下，才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