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探讨的共犯，是狭义的共犯，仅限于教唆犯与帮助犯。司法实践中，由于容留场所的无偿化趋势比较明显，行为人通常基于非经济利益容留他人，因此，在没有经济利益驱使的情况下，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教唆犯比较少见。结合教唆犯的一般理论，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教唆犯，通常是指采用劝说、收买、威胁、请求、怂恿、激将等方式，故意教唆他人，使之产生容留犯意，或者使之坚定已有的容留犯意。以下着重探讨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帮助犯。

先看一则案例。某日晚10时许，10余人来到某娱乐总汇唱歌消费，并于次日凌晨2时许要求播放“摇头丸”音乐，此时该娱乐总汇经理某甲发现上述人员在包房内吸食了毒品“摇头丸”。播放音乐后，某甲怕被公安机关查获，还指使清洁工到该娱乐总汇外“望风”。此后，又有数人进入该包房吸食了“摇头丸”。本案中，某甲作为该娱乐总汇的经理，有义务阻止并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在其娱乐总汇内的吸毒违法行为，但是某甲未履行该义务，主观上放任多名客人在其控制、支配的包房内吸食毒品，客观上采用不作为的方式继续向多名客人提供吸食毒品的场所，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然而，某甲指使清洁工“望风”，该清洁工的“望风”行为是否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帮助犯，则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在容留他人吸毒罪中，“望风”行为往往直接指向被容留者的吸毒行为，为吸毒者提供吸食毒品的便利条件，防止吸毒者被查获而“连累”容留者；“望风”行为对于容留行为仅具有间接的帮助作用。从帮助犯理论来说，帮助犯并不限于直接帮助，增加法益危害可能性的间接帮助行为也可成立帮助犯，但是容留他人吸毒罪是共犯行为（帮助行为）“正犯化”的产物，如果说对帮助的直接帮助还有存在的空间的话，对帮助的间接帮助则毫无将其犯罪化的必要，否则刑罚权将漫无边界。

有观点认为，容留他人吸毒罪从实质上来说即向吸毒人员提供场地，该行为的实施者仅限于对场地具有控制、支配权的人，本罪无帮助犯存在的空间。笔者认为，该观点也是犯了将容留理解为一种“状态”的错误。再看一则案例。尤某邀请王某、童某到某宾馆吸食毒品冰毒，并指派其司机郑某为二人登记开房（开房证件、押金均由尤某提供），后郑某将二人带至房间，拿出尤某事先准备好的毒品冰毒，并与二人一同吸食毒品冰毒。本案中，假定尤某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则郑某是否构成本罪的帮助犯？容留是行为，对容留行为的帮助就是为“提供用于吸食毒品的场地”的行为施以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支持，实质地促进了法益的侵害。前者如代为登记开房等帮助获取场所控制、支配权的行为；后者如为行为人的容留提供建议等。提供毒品、望风等是提供便利条件，不直接作用于容留行为，不属于对容留行为的帮助。回到本案，王某、童某进入宾馆房间时即为尤某容留行为的着手，以此时间点为界，郑某的行为应分为两个阶段，在本罪的预备阶段，郑某实施了代为登记开房的行为，属于预备的帮助；在本罪的实行阶段，郑某将王某、童某带至容留场所的行为，属于实行阶段的帮助。笔者认为，对本罪帮助犯的处罚应当严格限制，多次帮助，因行为人的帮助产生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等情形才应以本罪处罚。因此，郑某的行为可依据我国刑法第13条认定其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不认为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