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发票额：58000元 鉴定价值：35000元 行贿人行贿时给的发票额：980元

法院采信定罪

玉观音鉴定价28000元，金镶玉佛是主观受贿价980元。之所以采纳980元，法院认为，黄某在收受贿赂时认为该玉器仅值980元，并基于该认识收受该玉佛挂件，其主观上仅有收受980元的主观故意，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应当以980元认定玉佛挂件的受贿数额。

这块玉到底值多少？

■法院：980元

法院认为，黄某在收受贿赂时认为该玉器仅值980元，其主观上仅有收受980元的主观故意，应当以980元认定玉佛挂件的受贿数额。再加上另外一件玉观音以鉴定价格确定为28000元，以及2万元现金，因此受贿金额总计48980元。

■检察院：35000元

在难以确定发票与物品一致的情况下，应根据鉴定价格确定，即35000元。另外一件玉观音应以发票价格确定为39811元，再加上2万元现金，受贿金额共计94811元。

近日，锦江检察院公诉了一起国企副总受贿案件，受贿人除了收取2万元现金外，还收受了两块玉。正是这两块玉的价值认定，检察院内部、检察院和法院之间存在不同认识。金额认定的分歧主要在于，受贿玉的金额是以发票价、鉴定价还是行贿人明示的金额为准？其中一块玉的发票金额为58000元，鉴定价值为35000元，但行贿人给的发票金额显示却为980元。法院一审采纳980元，但检察院对此提出抗诉。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由于法律规定不明，“雅贿”的犯罪金额认定成为司法中的一个难题。

赠送3.5万元 “玉佛”却出示980元发票

2009年起,黄某担任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下属的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属国有独资企业）副总经理。2011年初，行贿人朱某为寻求黄某帮助和关照，在该公司后门外路边，给予黄某现金人民币2万元。

2012年至2013年期间，行贿人韩某为求得关照，分两次向黄某赠送了两块玉质挂件。其中，2012年10月份，韩某在黄某的办公室内，给予黄某一块“玉观音”翡翠挂件（发票金额为39811元，经鉴定价值为28000元），包装盒中有吊牌、保修卡和发票。黄某认为东西贵重，便让韩某将玉观音拿走，后经韩某劝说，黄某将该玉观音收受。

2013年春节前后，韩某委托公司员工陈某在春熙路锦官银楼购买了两块玉佛挂件，一件较为便宜，一件较贵的“金镶玉佛”。为便于黄某收受，韩将便宜玉佛挂件的发票和较贵的玉佛挂件搭配在一起，赠给了黄某。行贿人在黄某办公室向其赠送了这块“金镶玉佛”18K金翡翠挂件（发票金额为58000元，经鉴定价值为35000元），赠送时，行贿人出示给黄某的发票金额显示为980元。收受该玉佛挂件几天后，黄某联系韩某到其办公室，将该玉佛退还给了韩某。一个月后，韩某又来到黄某的办公室，在韩某的劝说下，黄某再次将该玉佛收下。黄某收受后放进办公室抽屉，后放入办公室保险柜中。

以980元量刑 法院判其有期徒刑3年

在办理这起受贿案件的过程中，黄某受贿的两块玉质挂件数额出现了分歧：玉观音发票价39811元，鉴定价28000元；金镶玉佛发票价58000元，鉴定价35000元，行贿时提供的发票价格为980元。

“在起诉前，检察院内部也就价格认定产生了分歧，但最终确定以鉴定价格为受贿价这一主张。”办案检察官介绍，在检察院内部，主张以发票金额确定受贿数额的理由在于，玉质挂件购买于正规商场，发票载明的价值即为行贿人支出的金钱数额，以此确定最简单、准确。

目前，对于玉器价值的确定，现有的鉴定机构尚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而主张以鉴定价格为受贿金额的理由则是，各商家销售价格千差万别，不能反映玉器的客观价值，也容易导致不同案件量刑的畸轻畸重。相对而言，鉴定价格较为合理，客观反映了实际价值，在鉴定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应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认定。

对于两种物品的价格分歧，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后，最终采信：玉观音为鉴定价28000元，金镶玉佛为主观受贿价980元。法院认为，结合案件事实，黄某在收受贿赂时认为该玉器仅值980元，并基于该认识收受该玉佛挂件，其仅有收受980元的主观故意，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应当以980元认定玉佛挂件的受贿数额。检察官称，一审判决认定黄某的受贿数额为：玉观音以鉴定价格确定为28000元，玉佛为980元，另加2万元现金，总计48980元。据此，法院一审判处黄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提请抗诉

检方：以鉴定价格确定 这块玉应为3.5万元

受贿罪量刑标准：

个人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l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此，锦江检察院表示不服，提请成都市检察院抗诉。锦江检察院认为，玉观音应以发票价39811元为受贿数额，金镶玉佛应以鉴定价35000元为受贿数额。

办案检察官介绍，目前，检察院抗诉的意见为：玉观音应该以发票价格确定为39811元，玉佛以鉴定价格确定为35000元，再加上20000元现金，共计94811元。

办案检察官解释，之所以如此确定，因为玉观音的发票一并给予了黄某，行贿人的实际支出和黄某的受贿意图都是发票金额。在发票等证据足够充足的情况下，应以发票金额确定；而鉴定价格的采用，应仅限于发票价格无法确定的情况下。

对于玉佛，检察官认为应以鉴定价格确定价值，而不以发票金额确定，因为黄某并未看到58000元的发票，而是另外一张980元的发票。在难以确定发票与物品一致的情况下，应根据鉴定价格确定，即坚持“客观主义”，以物品实际的价值确定受贿数额，这样更有利于打击犯罪，因为很难认定受贿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坚持“主观主义”，受贿人很容易规避处罚。

办案检察官介绍，不同的认定方法对最终量刑将产生较大影响。按照受贿罪量刑标准，个人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l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块玉是如何鉴定的？

走访多家玉器销售商得出

两块玉的鉴定价值又是如何出炉的？办案检察官介绍，检察院分别委托了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真伪鉴定、锦江区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价格鉴定。

锦江区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相对于普通商品，玉器的价格很难确定，正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由于价格认证中心并非专业人员，在此次价格鉴定中，他们通过调查多家玉器销售商家，由这些商家中从业多年、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进行品质等鉴定，并通过比对类似产品的价格，以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作出了鉴定意见。

整个过程由价格认证中心两名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了3家以上商家，主要集中在春熙路附近，各种规模的商家都进行了调查，历时超过一周。

“鉴定人员需要具有相关专业的资质，同时还需要具有司法鉴定资质。”四川衡平司法鉴定所负责人王小玲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鉴定工作首先需要对物品的品种进行定性，比如古玩字画类，需要对其真伪进行鉴定，玉石器物类，需要对它的品种和质量进行鉴定。王小玲表示，与其它鉴定相比，司法鉴定机构可以对艺术品的真伪和价值一并作出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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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贿”的价值认定目前法律无规定

多位刑法专家和司法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雅贿”一词并非法学概念，而是源于司法实践。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法律并没有对“雅贿”的定义、价值认定等问题进行规定。

记者调查发现，司法实践中对雅贿物品的鉴定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文物部门鉴定真伪或价格，或者直接委托物价部门鉴定价格，另一种则是直接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真伪和价值一并鉴定。此案则是直接委托物价部门进行了价格鉴定。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四川豪达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张丽表示，如果同一案件中，出现了主客观价格不一致的情况，根据刑法学“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和刑诉法“疑罪从无、疑罪从轻”原则，法院应该采信有利于被告人的价格，就低不就高。洪道德则指出，受贿数额应当按照鉴定价格确定，既以实际价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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