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某抢劫、破坏电力设备案】如何把握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主客观相统一性？

被告人袁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抢劫致死被害人陈某某、黄某某，以及3次盗剪电线的事实无异议，但辩称抢劫致死黄某某的事实是其主动交代，其还揭发了同案犯刘某的犯罪事实。其辩护人基于以下理由提请法庭对袁某从宽处罚：袁某因破坏电力设备被逮捕，归案后主动交代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抢劫罪行，应当认定具有自首情节；袁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同案犯刘某的身份、住址等情况，对抓获刘某起到一定作用，具有立功表现。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 2006年6月29日20时许，被告人袁某伙同被告人刘某（被判处无期徒刑）、另一同案犯（另案处理），在广东省某市一路口持刀对摩托车司机被害人黄某某实施抢劫。袁某、刘某各持水果刀朝黄某某的胸背部等处乱刺，致黄某某死亡。袁某从黄某某身上劫得现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70余元，刘某欲抢走黄某某价值1 450元的摩托车，但未能启动。

2. 2006年9月20日晨，袁某见其房东被害人陈某某身上有钱，遂生盗窃之念。当日23时许，袁某用小刀撬开广东省某县某村陈某某住处的房门，进屋翻找财物。陈某某被吵醒，袁某遂持房内的砖头砸陈某某头部，又用床上的枕头捂压陈的口鼻，用身体压住陈的胸部，致陈死亡。其间，陈某某反抗，用手抓伤袁某的颈部。袁某将陈某某的尸体搬到屋内的水缸中藏匿，搜走陈的800余元现金后逃离现场。

3. 2007年5月，袁某伙同马某、蔡某某（均另案处理）先后3次盗剪广东省某电力公司正常供电的电线共计470米，造成部分工业用户和住宅用户停电。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袁某伙同他人采用暴力手段劫取财物，致1人死亡；又在入户盗窃被发现时当场使用暴力劫取财物，致1人死亡；还伙同他人破坏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分别构成抢劫罪、破坏电力设备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袁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关于袁某及其辩护人所提袁某具有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不实，均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项、第五项，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被告人袁某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袁某未提起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判处袁某死刑的判决报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袁某抢劫致死黄某某事实中的关键证据刀具上的血迹DNA鉴定结论，以及袁某抢劫致死陈某某事实中相关的DNA鉴定结论均未列为证据使用，可能影响事实认定和案件的公正审判，遂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经重新公开审理后作出相同判决。

宣判后，被告人袁某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袁某上诉提出：其因破坏电力设备被逮捕，归案后主动交代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抢劫黄某某和陈某某的罪行，应当认定具有自首情节；其主动提供了同案人刘某和“陈某”的工作单位、住址、日常活动范围等情况，对公安机关抓获刘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应当认定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所有的证人证言都与案件没有直接关系，其不是被举报的，而是主动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其辩护人提出，本案认定袁某抢劫陈某某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二审法院酌情判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伙同他人采用暴力手段劫取财物，致1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抢劫罪；伙同他人破坏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又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袁某在抢劫致死黄某某一案中，犯罪手段残忍，危害后果严重，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罪行极其严重。袁某有犯罪前科，但袁某犯该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依法不应认定为累犯。原审判决认定袁某抢劫杀害黄某某的犯罪事实，以及袁某破坏电力设备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原审判决认定袁某抢劫致死陈某某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对袁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袁某抢劫陈某某事实不清的意见，予以采纳，其他意见经查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五项，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九条，第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九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袁某的行为分别构成抢劫罪、破坏电力设备罪。袁某伙同他人持刀抢劫，致1人死亡，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惩处。在共同犯罪中，袁某提起犯意，持刀捅刺被害人要害部位多刀，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袁某曾因犯罪被判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罪，虽因犯前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不构成累犯，但仍体现出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对袁某所犯数罪，依法应当并罚。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五十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核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袁某以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二、主要问题

如何把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法定证明标准的主客观相统一性？

三、裁判理由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和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袁某有2起抢劫致人死亡的犯罪事实：第一起是2006年6月袁某伙同刘某等人抢劫致死被害人黄某某的事实；第二起是2006年9月袁某抢劫致死被害人陈某某的事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了第一起抢劫事实，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未认定第二起抢劫事实。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了第一起抢劫事实，并据此对袁某核准死刑。袁某抢劫致死陈某某的事实证据认定，涉及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的认识和把握问题。

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和要求。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核心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可以确认犯罪并据以定罪量刑。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在规定“证据确实、充分”条件的同时，借鉴了英美证据体系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这一规定是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科学完善，旨在进一步确立主客观相统一的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主要体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客观性，侧重于对证据本身质和量的要求。但是，对于诉讼证明是否达到这一客观标准，需要由法官根据控方的举证活动，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常识，形成主观认知和内心确信。法官需要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客观标准，通过主观上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内心确信程度，从而作出有罪裁判。因此，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实际上包含着主客观这两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方面。在两者的关系上，客观标准是衡量主观标准的依据，并对主观标准起着根本性制约作用，有利于避免主观标准的不确定性；主观标准是客观标准实现的途径，有利于防止客观标准的机械性。审判工作中，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不能机械地执行客观标准，也不能过分强调主观标准，尤其在当前配套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为防范冤假错案件的发生，主观标准更应受到客观标准的制约。本案对袁某抢劫致死陈某某犯罪事实的认定，就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运用，特别是如何看待内心确信问题。

关于被告人袁某抢劫致死被害人陈某某的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实：(1)侦破经过自然。2006年9月20日晚，陈某某失踪后，公安人员对周围租户进行走访，当时即对袁某进行初步调查并采集了袁某颈部有伤痕的照片。但因未发现陈某某的尸体，故未进一步开展工作。2007年9月1日，陈某某尸体在其屋内水缸中被发现后，公安人员经深入调查，发现案发时袁某及其女友曾在陈某某出租屋租住，没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来源，案发前陈某某向袁某及其女友展示随身财物，案发后袁某脖子上有伤痕，遂认定袁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查，化名“袁强”的袁某已因破坏电力设备被逮捕。通过对伙同袁某破坏电力设备的蔡某某及同监人员张某某、曹某进行调查，掌握了袁某抢劫杀害陈某某的重要证据。经审讯，袁某亦供认了其抢劫杀害陈某某并藏尸于屋内水缸中的犯罪事实。(2)相关人员证实袁某涉案。袁某破坏电力设备犯罪的同案人蔡某某证实，袁某曾向其透露自己在某村抢劫杀害房东并藏尸水缸。同监人员张某某、曹某证实，袁某自称在某村人室盗窃时在水缸中发现房东尸体。上述证言均直接来源于袁某，且取证时间在袁某供述之前，是证实袁某涉案的直接言词证据。(3)袁某有作案动机和条件。在陈某某失踪时袁某租住在陈某某房间旁的出租屋内，有作案条件。袁某无固定工作和经济来源。附近租户甘某某证实，案发前看到陈某某向袁某及其女友展示身上的现金。陈某某的胞弟也证实，陈某某随身携带现金，且喜爱向他人炫耀，印证了袁某供称看到陈某某身上带有大量现金，遂起意盗抢的作案动机。(4)袁某案发后形迹异常。证人王某某、吴某某证实，在陈某某失踪后看到袁某颈部有抓痕。案发一年后袁某归案，法医亦检出其脖颈处有伤痕。二审期间经补查，调取了2006年9月24日晚公安人员走访陈某某失踪案时给袁某拍摄的照片，显示袁某右颈部有一条明显血痕。印证了袁某供述的陈某某反抗时将其抓伤的情节。(5)袁某不仅在侦查阶段多次供认犯罪，且在中级法院两次一审、高级法院复核审、二审庭审期间均供认不讳，直至二审庭审后才翻供称未抢劫杀害陈某某，但在最高院复核提讯时又作有罪供述。且其有罪供述较为详细、具体，其中一些作案细节与其他证据吻合，如袁某所供其用砖头砸陈某某头部，床铺草席及床板上留有血迹的情节，与发现尸体前第一次勘查现场的情况一致；袁某所供其用枕头捂压陈某某口鼻、用身体压陈胸口的作案手段，与尸体鉴定意见证实死者有窒息征象、肋骨骨折的情况吻合：袁某所供藏尸地点、尸体形态及尸体覆盖物等情况，与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一致。而且，个别证据的提取具有先供后证的特点，如袁某供述其将装书的竹筐扔到阁楼上，公安机关虽在第一次勘查现场时已发现阁楼上的竹筐，但根据袁某的供述再次勘查时，才发现了竹筐上遗留的书纸残片；袁某供述其用小刀拨开门闩进入现场，搬家时将小刀遗留在出租屋中，公安机关根据袁某的供述再次勘查，发现门闩上有撬痕，并从出租屋租户叶某某处提取了袁某遗留在房内的小刀，后袁某辨认确认该刀就是其用来拨开门闩的小刀。(6)死者系陈某某的可能性很大。陈某某系独居老人，失踪前并未离开居住地，发现尸体现场系陈某某的住处，尸体头发灰白、大部分脱落，陈某某亲属辨认确认尸体上的衣物就是陈某某平时所穿的衣物，结合陈某某的失踪时间、死者死因及损伤情况与袁某所供作案时间、手段吻合等情节，死者系陈某某的可能性很大。

上述证据表明，被告人袁某在被害人陈某某失踪时租住在现场旁，有便利的作案条件；无经济来源且目睹被害人炫耀财物，有抢劫作案动机：脖颈处有抓伤，有作案嫌疑；且到案后较为稳定地供认犯罪，其有罪供述在一些细节上与在案的其他证据吻合，个别证据具有先供后证的特点。因此，根据经验法则，并结合一定的逻辑分析，从内心确信的角度看，本起犯罪系袁某所为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法定证明标准的客观性看，证实该起犯罪系袁某所为的证据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尚不能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现有证据不能有力证明案件主要事实。(1)公安机关勘查发现的现场门闩上的痕迹、阁楼竹筐上的书籍残片及提取的小刀等，虽系先供后证，但与犯罪事实的关联性不强，均不能直接证实本案系被告人袁某作为。(2)尸体并非根据袁某的供述发现，尸检在袁某供述前进行，尸体藏匿地点、藏匿方式、现场血迹、屋内物品及陈某某向袁某展示财物等情节，有的在第一、二次勘查现场时已记录在卷，有的在调查走访时已经掌握，时间均在袁某供认犯罪之前，属于先证后供，证明力不强。(3)袁某破坏电力设备的同案人蔡某某、同监人员张某某、曹某均系在押人员，其证言证明力受到一定影响，并在后期遭到袁某的否认。从已经暴露的一些冤错案件的情况看，对于“狱侦耳目”的证言应当慎重使用。且张某某、曹某证实，袁某在房东房内盗窃时发现水缸内有死人，此内容反而能够印证袁某否认犯罪后的辩解。(4)袁某颈部的伤痕，也不能排除其他原因造成的可能性，不足以证明袁某实施了抢劫犯罪。

第二，未能提取到部分重要物证和证人证言。(1)由于第一次勘查现场不细致，袁某归案后因时隔太久丧失取证条件，袁某供述的用于砸房东头部的砖块、用于擦拭血迹的旧衣服等，均未能提取。(2)袁某供述，作案时被借住其出租屋的朋友“邹某”看见，作案后曾告诉其女友“陈某”。但“邹某”、“陈某”的身份情况不明，公安机关未能找到二人，无法进一步印证袁某的供述。

第三，作案手段、死因无法得出确切结论。(1)关于致死被害人的手段，袁某在侦查阶段供述用枕头捂压陈某某的口鼻，并用身体压住陈的胸口，但在审查起诉及庭审阶段又否认使用过枕头，称用手掐扼陈某某颈部致其死亡，由此被害人肋骨骨折的情况得不到合理解释。(2)关于被害人的死因，由于尸体部分白骨化，尸检只能给出“符合窒息死亡特征”的鉴定意见．但死者系何种原因导致的窒息死亡，尸检报告无法给出确切意见。(3)关于被害人是否及如何受伤流血的问题，尸检鉴定根据“现场木板床南侧端的木板上及草席上有血迹”的情况，给出“不能排除其头面部白骨化部分及口、鼻腔损伤致流血的可能”的意见，无法得出被害人究竟是什么部位流血、因何流血的确切结论。因此，受尸体部分白骨化、鉴定条件不充分的客观条件制约，尸检鉴定意见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

第四，无法准确认定被害人尸骨何时被藏于水缸之内。公安人员在2006年9月25日首次勘查现场时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在2007年9月1日接陈某某的胞弟称在陈某某房内水缸中发现尸骨的报案后，再次勘查现场才发现尸体。陈某某的胞弟证实，在公安机关首次勘查现场约半个月后，其将现场的门锁打掉，此后现场没有再锁门。因此，从案发半个多月后至发现尸骨的近一年的时间里，现场处于可以随意出入的状态，无法准确认定被害人的尸骨究竟何时被藏于水缸之内。

第五，死者身份无法得到准确确认。被害人尸体被发现时已高度腐败，需要进行DNA检验鉴定才能准确认定尸体身份。然而，经两次DNA鉴定，尸体肋软骨未检见有效基因分型。现场床铺草席上的血迹虽在第一次鉴定时检出基因分型，但无法认定是陈某某的血，再次检验时，草席上的血迹甚至没有再检出基因分型。经咨询法医，尸体肋软骨已经腐败．无法再进行检验；草席上的血迹没有保留，且原鉴定意见中草席上血迹的基因分型不能在重新鉴定时直接使用；如要重新鉴定，需提取到被害人的牙齿或长骨，但因陈某某没有父母、子女，缺乏直接的亲缘关系认定对象，根据目前的鉴定技术，鉴定后仍不能确认死者为陈某某。

由上述分析可见，对于抢劫致死被害人陈某某的事实，虽然根据现有证据，结合办案经验和逻辑分析，系被告人袁某所为的可能性很大，但本案现场没有提取到证实袁某作案的有力客观证据，根据袁某供述提取到的个别证据价值不大，部分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缺乏确凿证据证明，证实被害人的死因、身份、死亡时间的证据尚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对于袁某抢劫致死陈某某的事实无法得出确定、唯一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与其他被告人拒不供认犯罪事实或者翻供导致事实认定困难的案件不同，袁某对于本起事实的供述较为稳定且有罪供述的细节化特征较为明显，认定本起事实的证据缺陷是除口供外其他证据的缺失和不足。二审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本起事实的证据审查认定上，“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对于虽有被告人供述，但在案证据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法定证明标准的事实，不予认定。